傳播國學經(jīng)典

養(yǎng)育華夏兒女

左宗棠

清代詩人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nóng)人。湖南湘陰人。晚清政治家、軍事家、民族英雄,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曾國藩等人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讀于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xiāng)試中舉,雖此后在會試中屢試不第,但留意農(nóng)事,遍讀群書,鉆研輿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鎮(zhèn)壓捻軍,又主持平定陜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并推動新疆置省,其間他歷任閩浙總督、陜甘總督、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zhàn)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1885年(光緒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清廷追贈太傅,謚號“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賢良祠。

左宗棠著有《楚軍營制》、《樸存閣農(nóng)書》等,其奏稿、文牘等在晚清輯為《左文襄公全集》,建國后又輯有《左宗棠全集》

左宗棠古籍名句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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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貢獻

鞏固邊疆

學者楊東梁指出,左宗棠為捍衛(wèi)祖國領土、主權(quán)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貢獻,是他在19世紀70年代力排眾議,克服種種困難,率師一舉收復新疆地區(qū)。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及新疆重歸版圖后,左宗棠力圖“為新疆劃久安長治之策”。在經(jīng)濟上,他著力于減輕賦稅,修筑道路,興修水利,推廣蠶絲;在政治上提出“設行省,改郡縣”,先后五次奏請在新疆建省以鞏固國家統(tǒng)一。 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這一舉措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據(jù)勢力,實現(xiàn)了新疆與全國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統(tǒng)一;它大大加強了新疆與內(nèi)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對于恢復和發(fā)展遭到破壞的經(jīng)濟、對于保衛(wèi)祖國西北邊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還最終促成了臺灣建省,這主要是為了加強海防,此后經(jīng)巡撫劉銘傳的努力經(jīng)營,臺灣經(jīng)濟發(fā)展,成為全國的一個先進省份。然而,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仍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讓給日本。

整飭吏治左宗棠對清廷吏治問題有清醒的認識,指出“講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為此,左宗棠在罷免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規(guī)等方面多有舉措。他還強調(diào)“察吏”、“訓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員的性情才識、為政得失,對官吏進行教育訓導,以及對官員施以體貼親恤、促其為善。盡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積重難返之勢,但左宗棠的主張對后世仍有借鑒意義。

軍事勛勞

左宗棠一生功業(yè),始自戎馬。鑒于清朝八旗、綠營兵業(yè)已腐朽、失去戰(zhàn)斗力的狀況,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繼光“束伍”之法編練軍隊的主張,這與曾國藩等人的見解相合,由此推動了湘軍的建立。左宗棠將“練兵”視為治軍的關鍵,其中除加強軍事技術的訓練外,還要對官兵進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方面的訓導。左宗棠也強調(diào)紀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時曾強調(diào)“臨陣外不準濫殺,不準奸淫婦女、搜搶財物、燒毀糧食”等,明知故犯者軍法從事。他還注重對將士勤苦耐苦作風的培養(yǎng),能夠自覺地與將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則,誠以待下,廉以率屬,從而鼓勵了士氣,使整軍經(jīng)武得以可靠的保證。

在臨敵用兵時,左宗棠所堅持的原則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導戰(zhàn)爭全局的戰(zhàn)略計劃時,要清晰掌握“軍情、賊勢、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盤籌劃,較為準確地確定重點打擊目標;在進行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強后勤保障,以便前線部隊層層推進、穩(wěn)扎穩(wěn)打;反對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急于出兵,主張“緩進急戰(zhàn)”,以“緩進”為速戰(zhàn)速決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作為統(tǒng)帥,左宗棠改變了作為將領時事必躬親的態(tài)度,主要對戰(zhàn)略計劃和策略予以確定,并對進兵戰(zhàn)術提出建議,而把戰(zhàn)役的指揮權(quán)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具體實施交給前敵將領負責,避免遙制,從而充分發(fā)揮前敵將領的才能。此外,他還講求陣法,并善于采取“分道進搗”(即分進合擊)的戰(zhàn)術方法,等等。

在國防觀上,左宗棠主張“海防與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視以新式輪船取代老式戰(zhàn)船,以順應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貫主張在海防建設中須統(tǒng)一指揮權(quán),由此促成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成立;他還提倡在海防建設中兵民聯(lián)合御敵,倡辦“漁團”,這都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海防思想,也推進了中國近代的海防建設。在海防與塞防的關系問題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緒元年)的討論中給出了合理的意見,即:“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堅持國家領土“尺寸不可讓人”的原則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戰(zhàn)略位置,并把“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tǒng)以能將”以及“籌餉”、“籌糧”、“籌轉(zhuǎn)運”,視為規(guī)復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證。 憑借其軍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陜甘回變乃至收復新疆等的歷史事件中,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以收復新疆之戰(zhàn)為例,左宗棠不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兩國的政治陰謀,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團結(jié)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對敵的方針,在物質(zhì)供應上解決了“兵、餉、糧、運”四大困難;而且在軍事指導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訂“先北后南”的正確的戰(zhàn)略部署外,他還巧妙地運用了“緩進速戰(zhàn)”的原則。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戰(zhàn)的時間不過四個多月,其他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物質(zhì)準備,選擇戰(zhàn)機,對敵人的動態(tài)進行周密的研究和計算。學者孫占元評價說:左宗棠的用兵,的確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洋務興辦

綜述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左宗棠在湖南鄉(xiāng)間已密切注視"洋事"的動向。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左宗棠的洋務思想日臻成熟。根據(jù)學者沈傳經(jīng)、劉泱泱的概括:在閩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務活動主要是興辦福州船政局,這對建立中國近代造船工業(yè)、近代學堂以及近代海軍起到開創(chuàng)與奠基作用。陜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務活動的規(guī)模和重要性遠不如前一階段,但開始由軍用向民用轉(zhuǎn)化,由單一造船和駕船變成制造槍炮、火藥、機器、織呢、開礦多種經(jīng)營,由官辦的產(chǎn)品經(jīng)濟向官辦商品經(jīng)濟和民營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兩江任上,左宗棠洋務活動的范圍和內(nèi)容更為廣泛;經(jīng)營體制上,由以官辦為主轉(zhuǎn)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辦,而是“官倡商辦”;反侵略保利權(quán)的目的,也更為鮮明突出。晚年所上《藝學說帖》 ,則成為其長年洋務實踐的理論概括,并體現(xiàn)出新的發(fā)展。

軍事工業(yè)和新式學堂

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左宗棠認為自造新式槍炮并非難事,興辦洋務的關鍵在于“整理水師”;關于水師用船,他力排雇船和買船的議論,主張自造。經(jīng)過左宗棠的聲請,設廠造船的建議得到清廷批準。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籌建中,盡管中途奉調(diào)陜甘,仍抓緊進行人事、購機、籌款、制訂船政章程、藝局章程、購買局廠地基、挑選駕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實,確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設立。

左宗棠籌劃設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陳紹寬等人評價為“中國海軍萌芽之始”。船政局所轄船廠,經(jīng)左宗棠所推薦的沈葆楨的經(jīng)營,成為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機器造船工廠,也是一座設備比較完備的造船工廠,其造船水平雖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畢竟實現(xiàn)了中國近代造船業(yè)從無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設的船政學堂,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造就了中國第一代輪船制造和駕駛?cè)瞬牛膶W員中產(chǎn)生了近代中國第一屆官派赴歐洲的留學生。繼馬尾船政學堂后,專習“西藝”的洋務軍事學堂紛紛在各地創(chuàng)立,它們基本是仿行左宗棠為船政學堂擬定的章程,到李鴻章創(chuàng)辦天津水師學堂才在模仿的同時有所突破;但是,天津水師學堂所用吳贊誠、嚴復,仍與福州船政密切相關。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軍事工業(yè)的興辦。他先設置西安機器局,后改蘭州機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槍炮制作的記名提督賴長為該局總辦,主要生產(chǎn)槍炮及其彈藥,兼制開河、鑿井、織呢和水龍等機器,實為軍、民兩用的近代工業(yè)。此外,左宗棠還在新疆阿克蘇設制造局,在蘭州和庫車均設火藥局。這些機器局、火藥局,不僅直接生產(chǎn)軍火,而且起到機器母廠的作用,開中國西北近代工業(yè)之先河。

民用工業(yè)

軍事工業(yè)的興辦,促成了民用企業(yè)的興起。左宗棠興辦的蘭州織呢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毛紡織工廠, 其產(chǎn)品既供軍用,也投向市場。因原料、水源、管理、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制約,織呢局僅維持三年便告停辦,其中左宗棠籌劃不詳,也有一定責任。盡管如此,這仍不失為一項創(chuàng)舉,并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與教訓。此外,左宗棠在西北還嘗試使用機器治理涇河、勘探并開采礦藏,以及招商興辦烏魯木齊鐵廠等等。兩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發(fā)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務事業(yè)外,還支持由商人集資興辦近代工礦企業(yè),包括徐州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鐵局等,并架設沿長江的陸路電報線,此外還對西方商人在上海開設紡織廠以及購買土地等行為加以抵制。

經(jīng)濟民生

左宗棠注重民生,這體現(xiàn)在他方方面面的舉措中。

在興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涇河,此外還興辦了一系列灌溉工程;在京畿,治理永定河;在兩江,則治理淮河并籌劃恢復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復范公堤以抵御海潮侵襲,興辦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興辦赤山湖圩壩工程以平息江寧、鎮(zhèn)江水患,等等。

在鴉片問題上:當時鴉片有中國自種的“土煙”從海外進口的“洋煙”兩類。為解決土煙問題,左宗棠在陜甘任上飭令屬官嚴禁種植罌粟,在“嚴禁罌粟”的同時,為解決民眾生計問題而“勸種棉花”,除勸諭農(nóng)民種植棉花外,且購置紡織工具、雇請民婦教習棉紡技能,還刊行《種棉十要》及《棉書》,分行陜、甘兩省,對于不宜棉的地區(qū)也要求廣種雜糧以改善生計;對于在禁種罌粟的問題上督查不嚴的官員,左宗棠亦報請清廷嚴懲。針對洋煙,左宗棠在軍機大臣任上也希望通過增加捐稅的方式限縮其銷路并減少進口數(shù)量,但他與威妥瑪談判未果,后由曾紀澤接手,最終與英方達成《煙臺條約續(xù)增專條》,稅率有所提高。至于荒政、茶務、鹽政等等領域,左宗棠也均有其舉措。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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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jīng)歷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清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生于湖南省長沙府湘陰縣左家塅。生性穎悟,少負大志。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他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jīng)典,而且涉獵經(jīng)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jīng)濟、水利等內(nèi)容的名著視為至寶,這對他后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并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jīng)世致用學者賀長齡,賀長齡“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當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熙齡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后來師生還結(jié)成了兒女親家。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撫吳榮光在長沙設立的湘水校經(jīng)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yōu)異,在這年的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xiāng)試,因“搜遺”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茍鍪б猓笞谔奈茨苎刂?ldquo;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潛心經(jīng)世之學,其志向和才干也得到了包括賀氏兄弟在內(nèi)的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同年,左宗棠與周詒端成婚。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進京應會試,與胡林翼在北京訂交。寫成組詩《燕臺雜感》,涉及新疆形勢。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赴會試,錄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額而被撤下,僅取為“謄錄”。左宗棠不甘屈就,棄職返鄉(xiāng),在周夫人幫助下潛心輿地研究。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講淥江書院期間,結(jié)識兩江總督陶澍。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歸鄉(xiāng),途中于南京拜見陶澍,后者主動提議讓他的獨子陶桄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協(xié)助料理陶家事務,期間他廣讀陶家藏書,經(jīng)營柳莊,鉆研農(nóng)學、輿地,編成《樸存閣農(nóng)書》,并對鴉片戰(zhàn)爭予以關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應對方針。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左宗棠返回湘陰柳莊。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陰大水,左宗棠賑濟鄉(xiāng)鄰。同年,胡林翼向時任云貴總督林則徐推薦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1850年1月(陰歷仍為道光二十九年),林則徐返鄉(xiāng),約左宗棠于長沙舟中相見;兩人徹夜長談,涉及古今形勢、人物品評、“西域時政”(例如屯政、水利)等。后來,林則徐還與人談起這次會見,稱贊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絕世奇才”,期許良厚。

聲名鵲起

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wèi)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里縋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shù)托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diào)軍食,治文書”、“區(qū)守具”,建議大都被采納并立即付諸實施,終于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1853年(咸豐三年),左宗棠隨張亮基入湖廣總督幕府,張亮基調(diào)山東巡撫后左返鄉(xiāng)。1854年(咸豐四年)4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tǒng)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占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nóng)民,連連舉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內(nèi)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jié)流,穩(wěn)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只。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zhuǎn)危為安,出省作戰(zhàn)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1855年(咸豐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薦左宗棠。

1856年(咸豐六年),左宗棠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之功,被任命為兵部郎中用,賞戴花翎。

1858年(咸豐八年),在駱秉章的保薦下,左宗棠加四品卿銜。

1859年(咸豐九年),樊燮京控案發(fā),左宗棠被迫于當年末、次年初離開駱秉章的幕府。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崢嶸,引起朝野關注,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咸豐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誹謗,特別是這次湖南永州鎮(zhèn)總兵樊燮的構(gòu)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燾、潘祖蔭等人相助,才使一場軒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0年(咸豐十年),在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zhàn)。

1861年(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疏薦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太平軍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補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進軍浙江,在隨后的兩年中,他在中法混合軍“常捷軍”、中英混合軍“常安軍”、“定勝軍”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華、紹興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銜,賜黃馬褂。他在浙江采取種種恢復經(jīng)濟的舉措,并攻克湖州等地,從而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二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終攻滅李世賢等于廣東嘉應州(今梅州)。

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后,左宗棠倡議減兵并餉,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jiān)造輪船,獲準試行,即于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并創(chuàng)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yǎng)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陜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平定捻回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陜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捻軍進入陜西的機會發(fā)動叛亂。其初期的主要首領有赫明堂、馬生彥、馬振和、白彥虎等。同時在寧夏也爆發(fā)了大面積的回民暴動,其主要首領有馬兆元和馬化龍。由于捻軍、回軍以及當?shù)貪h族起義軍的活動,陜甘局勢幾近糜爛,而總督楊岳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勢。這種情況下,清廷于1866年9月諭令左宗棠前赴陜甘。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亂,但因西捻軍進犯陜西 ,加之左宗棠認為捻強于回,遂首先重點鎮(zhèn)壓捻軍。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督統(tǒng)軍隊(陜甘總督由穆圖善署理),屢次擊敗捻軍,但因回亂牽制、捻軍機動靈活等因素而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是年末,捻軍由陜?nèi)霑x,繼而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左率軍追擊,并且建言獻策,最終于1868年(同治七年)協(xié)助李鴻章剿滅了西捻軍。左宗棠在入京覲見時指出平定陜甘仍需五年時間。

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進軍陜北的延安、綏德、榆林一帶,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統(tǒng)領的漢族起義軍。隨后他進兵董志原,大敗盤踞和被驅(qū)逐于此的回民軍,4月攻占該地,肅清慶陽、涇州。在此期間,劉松山、高連升部相繼發(fā)生兵變,高被殺,左宗棠大怒,對叛變兵勇嚴加懲處。左宗棠并在當?shù)赝茝V代田法、區(qū)田法,努力恢復生產(chǎn),并撥款救濟饑民和歸降者。這時,左宗棠已認定盤踞金積堡一帶的馬化龍是回亂的罪魁禍首之一,遂派劉松山進攻馬化龍的金積堡。同年,左宗棠由涇州進駐平?jīng)觯雨兏士偠接 ?870年(同治九年)2月,劉松山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其后,馬化龍鼓動回民軍大舉進犯陜西,不過這些部隊缺乏系統(tǒng)組織、有效領導,被清軍擊敗,也未能動搖左宗棠攻克金積堡的決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松山,又調(diào)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終于在1871年1月(農(nóng)歷仍為同治九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后于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殺,其部眾有1800余人也被殺。左宗棠賞加騎都尉世職

1871年(同治十年),肅清后方后,左宗棠進攻甘肅河州,當?shù)鼗孛褴婎I袖馬占鰲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始終堅持作戰(zhàn)。在左軍的強大壓力下,馬占鰲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編入清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jīng)被消滅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劉錦棠克復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另派徐占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駁斥朝中停造輪船的言論,并在蘭州創(chuàng)辦甘肅機器制造局(即蘭州制造局)。8月,左宗棠入駐陜甘總督駐地蘭州。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寧回民軍首領馬桂源投降,被押往蘭 州并處死。隨后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慶、金順、劉錦棠等部大舉圍攻肅州,其后還親往肅州督戰(zhàn)。此役中,白彥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后被處死,其部屬約有七千人被屠殺;左宗棠事后承認“自辦軍務以來,于發(fā)、捻投誠時,皆力主‘不妄殺,不搜贓’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肅州之役,則“不能盡行其志”。隨著肅州克復,陜甘回變告終。清廷著左宗棠以陜甘總督協(xié)辦大學士,賞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動甘肅省與陜西省分闈鄉(xiāng)試、分設學政,以免甘肅考生赴陜鄉(xiāng)試之苦;他還推動西北茶政改革,鎮(zhèn)壓局部動亂。8月,左宗棠補授大學士,不久又補為東閣大學士。

進軍新疆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陜甘回變,后者并且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xiàn)了割據(jù)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其中,圍繞喀什噶爾展開爭奪的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和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來相繼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由此引來該國的軍事頭目阿古柏,他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沙俄亦趁機于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占伊犁。伊犁被攻占引起清廷重視,清廷命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并令左宗棠派兵進剿,因陜甘回亂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并非穩(wěn)著。”但他仍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進兵肅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總理衙門,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復,“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后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wěn)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若外交失敗、不得已與俄軍交戰(zhàn),清軍亦未必不能夠勝利。這樣,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

1874(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清廷由此發(fā)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塞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復新疆,陜甘清軍便會被長期牽制,不僅不能裁減兵餉、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軍機大臣文祥贊同左見,全力支持之。與此同時,左宗棠彈劾景廉、成祿等原受命收復新疆而逡巡不進者,成祿被革職,景廉被調(diào)任。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quán)節(jié)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確定戰(zhàn)略

在軍事戰(zhàn)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緩進急戰(zhàn)”(又稱“緩進速決”)。“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進軍南疆。這是考慮到進軍新疆重點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勢力主要在達坂城、托克遜、吐魯番一線,其在北疆勢力比較薄弱,進軍困難較小;同時,位于北疆的烏魯木齊有重要政治意義。從地理區(qū)位上講,收復北疆,也可為進一步收復伊犁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緩進急戰(zhàn)”中的“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zhàn)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guī)定,凡是不愿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至出關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后迭增至32營),張曜所部嵩武軍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金順的部隊整編為40營,加上擔任防守任務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150余營,兵力總數(shù)約7、8萬。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zhàn)的只有50余營,2萬多人。

“急戰(zhàn)”,就是考慮國庫空虛,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fā),必須速戰(zhàn)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盡早收兵。

準備物資

左宗棠此前已在蘭州建立“蘭州制造局”(亦稱“甘肅制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并由廣州、浙江調(diào)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后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tǒng)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1876年(光緒二年)一年收獲糧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然而畢竟緩不濟急,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采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寧夏經(jīng)蒙古草原運至新疆東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臺);三是在新疆東部采買;四是向俄國人購買,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國索斯諾夫斯基一行并與之訂立購糧合同,一說這部分糧食實際來自伊犁。此外,左宗棠廣設運糧臺站,并于官運之外借用民力,節(jié)節(jié)轉(zhuǎn)運。

籌措軍費

1876年(光緒二年)1月,開戰(zhàn)在即,各省積欠陜甘軍費已達2000余萬兩,只靠各省關協(xié)餉不能解決軍費。左宗棠援引沈葆楨為臺灣防務借款之舊例,請求借洋款一千萬兩。不料遭沈葆楨反對。幾經(jīng)波折,清廷最終下詔,令戶部撥款200萬兩、各省協(xié)餉300萬兩,準左宗棠自借洋款500萬兩。但經(jīng)費仍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光緒三年)、1878年(光緒四年)、1881年(光緒七年)三次為西征軍借洋款,總計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緒七年)間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另向華商借款846萬兩。

克復北疆

1876年(光緒二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正式出兵。左宗棠坐鎮(zhèn)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后率師出關。考慮到飲水困難,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fā)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 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里,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后,把從肅州等地陸續(xù)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zhuǎn)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

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占據(jù)了距離烏魯木齊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8月,劉、金兩軍協(xié)力,經(jīng)激戰(zhàn)攻下烏魯木齊外圍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兇白彥虎、馬人得棄烏魯木齊而逃,劉錦棠遂兵不血刃收復烏城(8月18日)。隨后,金順進占昌吉,榮全在劉錦棠協(xié)助下攻克瑪納斯城。至此,北路蕩平。

打開南疆

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是南疆的門戶,對戰(zhàn)局影響甚大。左宗棠告誡劉錦棠不要急于進兵;他并布置三路進軍計劃,促金順留守烏城,而以劉錦棠為前線總指揮。1877年(光緒三年)4月,劉錦棠出兵,迅速收復達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遜城(4月26日);徐占彪與張曜在鹽池會師,攻克吐魯番門戶七克騰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后。不久,劉、張、徐三軍合擊,又收復吐魯番(4月26日);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里為爭權(quán)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余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

清軍收復新疆過程中,英使威妥瑪多次對清廷展開恫嚇,此時又勸清廷停止進軍、將阿古柏勢力認作藩屬,海防派亦運作朝廷,清廷遂向左宗棠說明 ,“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并讓左宗棠“統(tǒng)籌全局”,提出己見。左宗棠上疏據(jù)理力爭,強調(diào)新疆的戰(zhàn)略意義、當前的大好形勢,并提出要在新疆實行省制,最后得以繼續(xù)新疆收復戰(zhàn)。

收復南疆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fā)生戰(zhàn)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10月間,西征軍先后收復喀喇沙爾(焉耆,7日)、庫車(8日)、庫爾勒(9日)、拜城(21日)、阿克蘇(10月24日)、烏什(26日),白彥虎一路西逃并劫掠秋糧。東四城既克,西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之敵自亂陣腳,相互攻殺。12月間,劉錦棠進軍,先后收復喀什噶爾(17日)、葉爾羌(18日)、英吉沙爾(24日),阿古柏的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1878年1月2日(農(nóng)歷仍為光緒三年),和田克復。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爭相內(nèi)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清廷嘉其功,詔封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鎮(zhèn)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伊犁談判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機,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當時沙俄因克里米亞戰(zhàn)爭,比較虛弱,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占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quán)宜派兵駐守,俟關內(nèi)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后,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借此強調(diào)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1878年(光緒四年),左宗棠多次上書朝廷,討論在新疆設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彥虎等事宜。他也與俄國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書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維奇·考夫曼,但無果。清廷派遣崇厚為全權(quán)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然而談判中,沙俄條件苛刻,且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里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

1879年(光緒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簽訂《里瓦幾亞條約》。左宗棠聞訊,向清廷陳奏分析利弊,并痛陳:“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加,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他提出:“為今之計,當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zhàn)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慵無似,敢不勉旃。”清廷被說服,于是治崇厚罪。左宗棠西征 1880年(光緒六年),清廷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與此同時,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東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游牧地為西路。左宗棠認為“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遂攜棺材由肅州出發(fā)入疆,坐鎮(zhèn)哈密親領后路聲援,并表示收復伊犁血戰(zhàn)到底的決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內(nèi)地長途調(diào)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筑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fā)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谷。并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此外,1880年(光緒六年)9月,左宗棠籌建已久的“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正式開工,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并派出艦隊游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后警報,都處于戒備狀態(tài)。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劉錦棠,踏上回京之旅。當時正值俄土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不久,沙俄相對虛弱,加之其他的種種考慮 [58-59]  ,不欲開戰(zhàn),聞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擔心中俄全面決裂,在談判桌上終于讓步。

1881年(光緒七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較之《里瓦幾亞條約》,中國雖賠款增加,并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在領事等問題上也收回一些利權(quán)。次日左宗棠抵京。他對這一條約態(tài)度復雜,一面說“界務無損”、“商務亦尚相安”,對曾紀澤也贊揚道:“劼剛此行,于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然而,他一年多后致信劉錦棠時又說:“伊犁僅得一塊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jié)局,言之腐心!”

總督兩江

1881年,左宗棠應詔至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在此期間參與練兵、治河、禁煙等事。但他與同僚不和,自己也不習慣于任職中樞。1881年(光緒七年)10月,左宗棠調(diào)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任上,左宗棠興辦水利,改良鹽務,支持洋務,重視海防。1883年(光緒九年),他還曾鎮(zhèn)壓王覺一起義。

1882年(光緒八年),沙俄正式交還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于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著手在新疆建省。經(jīng)過籌劃,1884年(光緒十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戰(zhàn)爭

1883年(光緒九年),越南局勢惡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勢,自請赴邊督軍,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組成恪靖定邊軍,準備作戰(zhàn)。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請求,但未同意其親赴前線。

1884年(光緒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請求回籍調(diào)治。4月,因中法戰(zhàn)爭戰(zhàn)事緊張?zhí)崆颁N假,6月,入京任軍機大臣,并管理神機營事務。8月,孤拔所率法軍于在馬尾海戰(zhàn)全殲駐扎福建馬尾的中國海軍(習稱福建水師),破壞福州船政局。9月,堅決主戰(zhàn)的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zhàn)局。12月,左宗棠抵達福州,積極布防,并組成“恪靖援臺軍”東渡臺灣。

1885年(光緒十一年)3月,黑旗軍、恪靖定邊軍等在鎮(zhèn)南關得勝,奪取了諒山。清政府“乘勝即收”,令前線各軍停戰(zhàn)撤軍,與法國議和。左宗棠不滿,上《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但沒能改變清廷的方針。同時,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臺灣道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quán)。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并稱病求退。

抱憾而終

1885年(光緒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連上兩折,其一請求專設海防大臣,其二請求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不久,清廷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臺灣設省也終于實現(xiàn)。

1885年(光緒十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歲。他在臨終口授遺折時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說:“而越事和戰(zhàn),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平生,不能瞑目!”并提出諸多富強之策和對光緒帝的勸勉。清廷追贈太傅,謚號“文襄”。入祀京師的昭忠祠、賢良祠,并建專祠於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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