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以萬乘之主，而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zhòng)為(wéi)輕(qīng)根(gēn)，靜(jìng)為(wéi)躁(zào)君(jūn)，
是(shì)以(yǐ)君(jūn)子(zǐ)終(zhōng)日(rì)行(xíng)不(bù)離(lí)輜(zī)重(zhòng); 雖(suī)有(yǒu)榮(róng)觀(guān)，燕(yàn)處(chǔ)超(chāo)然(rán)。
奈(nài)何(hé)以(yǐ)萬(wàn)乘(shèng)之(zhī)主(zhǔ)，
而(ér)身(shēn)輕(qīng)天(tiān)下(xià)?
輕(qīng)則(zé)失(shī)臣(chén)，躁(zào)則(zé)失(shī)君(jūn)。
關鍵詞：老子,道德經(jīng)
一肩挑盡古今愁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圣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xiàn)象。重和輕，是物理現(xiàn)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tài)現(xiàn)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側重“重”和“靜”的重要，只偏向一頭，而舍置它相互影響的關系。
正如我們現(xiàn)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后，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游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練體能，也只有相當?shù)南薅?，不能達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chǎn)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舍離后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復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于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沖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jù)。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系。“沖舉”，便是后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么，為什么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系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yǎng)的理論來講，對于這里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后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yǎng)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yǎng)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圣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tǒng)稱。那么，為什么圣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里，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里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wěn)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么，說也說不明白，只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圣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圣人，但姑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圣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圣人的好。而且，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圣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jīng)的。讀本章這一節(jié)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面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予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yǎng)。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效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圣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愿，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圣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志在圣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于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里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筑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tǒng)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才有深深感嘆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yǎng)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只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后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于天下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于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fā)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于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xiàn)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yè)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xiàn)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于物欲以外，然后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yè)于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墒?，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后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于個人權勢的欲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嘆!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于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于消極，太過于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于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于危墻之下”的大戒。修身養(yǎng)身無道，又哪里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yǎng)，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yè)，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栯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
天下由來輕兩臂，世間何故重連城。
龍亡大澤群鰍舞，兔盡平原走狗烹。
滿目亂坡眠白石，有時特地憶初平。
第三句便是上面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第四句指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第五句是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第六句是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后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第七句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后都是如此。第八句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里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jù)歷史的經(jīng)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于“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于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chuàng)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于當時時代環(huán)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jīng)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fā)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zhèn)，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jiān)于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圣(周文王、武王、周公)制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以后，日以陵夷。爵祿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吳并于越，晉分為三，鄭兼于韓，魯滅于楚，海內無主，四十余年而為戰(zhàn)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后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yè)。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于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wèi)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于劉邦的老婆——呂后，殺戮劉氏宗室?guī)缀醮M。雖然由漢文帝劉恒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后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jiān)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后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fā)生。
從此以后，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jiān)、女禍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于藩鎮(zhèn)，宋代又鑒于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tǒng)一的局面。后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chuàng)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guī)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后直到現(xiàn)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于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xiàn)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復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后有人生的種種經(jīng)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tǒng)道家的隱士們，干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于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huán)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fā)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后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圣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yǎng)。所以宋代越王錢镠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fā)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于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yǎng)。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后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于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后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征，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shù)耐ㄌ毂?。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征，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圣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里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fā)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后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鳥入青云倦亦飛”欲罷不能之嘆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歷史的經(jīng)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于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復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余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里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jīng)教武，一舉而復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yè)。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后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于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贊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fā)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yǎng)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yè)于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茍君臣同符，則大業(yè)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
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茍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于利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愿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jié)，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yè)隆矣。雖淹留于二邑，乃效速于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于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jié)，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于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yè)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yè)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